大学生连记事24

1969年3月，正是年代个多事之春。

那日，中苏连里说农事不等人，交恶剪战咯噔都不打一个，波及边疆备就把早操和雷打不动的云南“天天读”一概免了，匆匆用完早餐，人人便急着去栽秧，早打大打孰料秧还没有插上两把，年代团部通信员就气喘吁吁地跑来叫立马回去开会。中苏众皆以为是交恶剪战大会胜利召开了，要敲着锣打着鼓排着队举着红旗，波及边疆备到村村寨寨田边地头去游行庆祝。云南待到会场，人人全团各连均已到齐，早打大打只见主席台上挂有一很大的地图，方知是战备动员。

团长说，3月2日苏军侵占我珍宝岛，3月7日又砸我驻苏使馆，3月15日苏联边防军再次侵犯我珍宝岛，发生流血冲突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，直到3月17日中国终于将苏联军击退。

当时我们皆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里，在珍宝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甚清楚，仅从团长的只言片语中，就知道苏联肯定是吃大亏了，感觉“第一军事强国”在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。否则为什么平素不太关心国家大事的苏联人会又游行又示威，在3月7日又砸我驻苏使馆呢？

想想也是，自打抗美援朝战争以后，连美国都不敢再打中国的主意，老大哥越境而来，岂不是自取其辱了吗。说来这真是件大快人心事。

中苏交恶之前，中国老百姓习惯上把苏联叫老大哥。老大哥是超级大国，名不虚传；在红色阵营中是霸主，唯我独尊。谁不听话就收拾谁，想打谁就打谁，其惯用的手法，每每都是突然袭击，先发制人而且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所向披靡，比如1956年10月24日武装入侵匈牙利就是如此。

至于1968年8月震惊世界的“苏联侵捷事件”，老大哥更是做得干净利落。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发起了“布拉格之春”，老大哥对此非常不满。就在当年8月，苏军25个师会同东德、波兰等华约军队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霎时控制了捷克全境，几十万捷军被全部缴械，苏军占领布拉格，逮捕了杜布切克，欧洲各国惶恐不安，谁敢侧目而视。总之，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，苏联的钢铁洪流一直是整个西欧的梦魇，老牌列强云集的欧洲，最为恐惧的就是苏联百万红军大兵压境，西欧诸国一直在苏联的钢铁洪流之下瑟瑟发抖。

当年的匈牙利也罢，捷克也罢，都只是不听话而已。世界上也就唯有老人家敢于蔑视他，常与他叫板，并且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不再唯老大哥马首是瞻，以至于老大哥犯我边境时竟摆开了架势，动起真格来了。而且在珍宝岛发生的三次大规模武装冲突战斗中，中方以同等规模的军队和明显落后的装备与老大哥过招，几经较量后，最终取得了绝对的胜利，让号称世界“第一军事强国”谁也不敢惹的老大哥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明显的“吃了亏”，这叫老大哥的面子往哪里搁！老大哥哪能咽得下这口气，怎肯就此善罢甘休！

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，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，历来为中国领土，这珍宝岛乃一无人居住的小岛，面积0.74平方公里，面积不到清华大学的1/4！战斗看似平平无奇，用老人家在四月召开的大会上的话说“珍宝岛只是打了一个小仗”。这“小仗”一词，用得相当的是恰如其分。那么大的两个国家，直接投入战斗的兵力不过区区数百人，若就事论事，这在世界的战争史上实在不足称道，但背后却隐藏着一场中苏两国惊心动魄的博弈，对中国和世界的格局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这场规模最小的边境战争，却最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。“小仗改变了大格局”，此之谓也。

老人家洞察一切，他告诫大家敌人“亡我之心不死。”于是命令部队立即进入战备！

我们所在的54军素有王牌军之称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，其麾下的130师是一支精锐之师，1953年2月入朝参战，1958年7月回国，驻四川。1959年3月参加西藏平叛作战，1962年130师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，歼灭印军1000多人，取得瓦弄大捷。隶属于130师的389团在战斗中涌现出被国防部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的周天喜。

战斗英雄周天喜

陈代富和周天喜二人同属四川安岳人。来到孟定后，周天喜生前在389团3营7连，驻地就在南定河畔，他们连的指导员曾受邀来给我们讲过周天喜的英雄故事。我们的连长、指导员都参加过上述战斗，连长腿稍瘸，就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的伤。我们二排长在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中立功受奖。54军久驻四川，就地征兵，连排一级的干部大多为四川籍人氏，最能吃苦耐劳。1968年11月130师调防云南戍守，389团戍边孟定，就是眼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团。

听说苏联如此欺负我们，全团官兵义愤填膺，群情激愤，高喊着“保家卫国”的口号，一时间杀声震天。看着有仗可打，官兵们霎时来了精神。

想想也是，那么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来到云南，竟被放到几无战事的孟定戍边种田，与我们一般从早到晚扛着锄头干的都是农活，活脱脱像个农民，而且农活任务太重，他们连训练的时间都不多，这算哪门子兵？这样的兵还能打仗？难道国家花钱养兵就是为了种田？难道吃着皇粮种庄稼也算天经地义？

忍气吞声了那么长时间，今日看着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郁闷了许久的军人做好了时刻听从国家召唤的准备。

耳濡目染，在他们的感召下，我们连里许多人也非常亢奋，对上战场有着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渴望，表示不愿再干这头顶烈日，面朝黄土，背朝天的没出息浪费青春的修地球的勾当，都希望这战争早打、大打，纷纷向连里表示“活着干，死了算，枪声一响老子就决心死在战场上”，恨不得一跺脚，就奔那战场而去。

会后，遵照团长的要求，人人都把头发理成了“战备头”，其长度均未超过一公分，有的索性刮成一“亮蛋”。那三排女生比卫生队的女兵还革命，一个个牙齿一咬，将两条长辫子一刀剪去，成清一色的运动式，乍看去不男不女，实则清爽利索精神了许多。

可是，等了许久，仗不见打，连里却架着备战之名，没完没了地把大家折腾来折腾去。

一日夜里凌晨四五点钟的样子，突然听得紧急集合哨吹响，那哨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其声尖厉，其声急促，心不由得紧缩起来。

分分钟后，各班背上背包立即到位，连长说缅甸一股敌人武装窜至国境线，正与边防团交火，要我们跑步前进，将弹药运上去，把伤员抬下来。

副连长领着大家，在深山密林中转悠了一两个小时，连部通信员跑来说，入侵之敌已被兄弟部队歼灭，可以收兵回营了。

事后，才知道这又是连里惯用的伎俩，每次紧急集合，他们都要编造一师出有名的突发事件来糊弄我们。事后有些书呆子喜欢去与连长较真，探索命令的瑕疵、漏洞、矛盾之处。以今晚为例，这些书呆子或许会说既是运送弹药，理应兵贵神速，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背上背包？背背包岂不碍手碍脚？这不是放屁脱裤子多一道手续吗？

连长对这些无关宏旨的书生之见，总是一边点头称是，虚心接受，一边照旧我行我素，而且屡教不改。他始终抱定的宗旨是：只要你们能做到召之即来，来之能跑就行了，事后你要怎样放屁，都不是不可以的。较真的次数多了，见连长根本就没有当回事，便无人再去与之切磋。

返回连队，天已大亮，有的人还在发着“在野战军当兵真不是人干的”之类的牢骚，只见连中老哈，坐在地上双手抱着脚扭个不停，还自说自道：“我这个脚是咋个了嘛？咋个那么难受？咋个扭也扭不过来了？”

连中有小林者，来自财经学院，川耗子一枚，其为人睿智聪颖，诙谐滑稽，同一件事从别人嘴里出来你会感到平淡无奇，但到了小林这里，只需在他肚里拐一个弯，喉咙里打过一个滚，再从他口里吐出来，那就是一则令你捧腹的精妙段子，你听了之后会有肺腑熨帖，血脉和畅之感，因此人皆喜爱。

这小林素来就是耍猴儿不怕人多、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活宝，因老哈生活能力稍差，洋相频出，小林常喜欢在老哈身上取乐。今见老哈在一个劲地扭动着双脚，估计又有乐可取，便不请自到，踱了过去。

小林乍见老哈的两只脚板皆朝外，也吃惊不小，待终于看出其中奥妙后，这小林便伸长了脖子放开嗓门大叫道：“大家快来看哟快来瞧，出大事了！”那老哈心里本来就很着急，经小林这一惊一乍，顿时吓得眼里直流“汗水”。

大家闻声而至，排长亦匆忙赶来，见那小林在一旁，弯着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还一个劲地叫道：“出大事了，了不得了！”方知道他又在捉弄老哈。

原来紧急集合时，老哈在慌乱中将左脚的鞋穿在了右脚上，右脚的鞋穿在了左脚上，故才有“两脚错位朝外”的洋相！

连续搞了三个月的备战，我们的“战备头”也理过了几次，那苏联终究是纸老虎，再无更大的动作，而连里的备战翻来覆去又就都是那么几招，我们皆习以为常，不再怎样把它当回事。再说了老人家的方针是“北顶南放”，他说“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，不注意北边……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”。那珍宝岛乃一无人居住的小岛，远在黑龙江，这孟定在云南边陲，一在最北，一在最南，其间相距三五千公里，待北极熊爬到这里，那也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了，这孟定简直就是后方的后方，是尽可高枕无忧的。

备战备战，实则是备而不战，说死莲花一只藕，没有一次是动真格的，渐渐地，我们对这战备便不再有激情。部队上的人，对战争有着特殊的敏感，他们对此更是心知肚明，见他们中也有人打不起精神，这备战也就难免流于形式。

事实上，当年老人家对战争也并无预见，而且也没有要与谁打仗的意思。1969年4月，在大会上他之所以发出了“要准备打仗”的号召，而且要有大打、早打、打常规战，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准备，估计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只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。毕竟把大家动员起来了，有备才能无患，有备才能止战。因为战争有其特殊规律，作为战略防御的一方，枕戈待旦，准备迎敌，敌人却偏偏不来；一旦疏于戒备，敌人就会乘虚而入，从天而降，立马打上门来叫你灭亡。

世界上有的国家，上百年没有战争，但人家防备外敌入侵的工作却从不松懈。百年备战百年不战，看似是极大的浪费，但是如果没有这浪费，战争就会突然来到。钱不用来增加军费，难道要像清廷一样拿来当赔款吗？何况在军事上，与强大的苏联相比，中国处于弱势的一方，我们只能取守势。避免打仗的最好办法是加强战备。在这一点上，老人家的观点与他的亲密战友林副基本是一致的。林副当时的名言是“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，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”。原本“亡我之心不死”的老大哥正是看到了中国已经动真格的了，全民皆兵、全民备战了，他才感到恐慌，权衡利弊之后方才放低身段要求谈判。

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，就希望中苏能坐下来谈一谈，恳请两国进行会晤。

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一段子，说的是在珍宝岛事件发生不久后的1969年3月21日，柯西京通过中苏秘密电话专线，给中国打来电话，接话的那个姑娘用今天的话说是一“刺头”，当她听到对方是苏联总理柯西金，立马就没老没少、没大没小起来。她始终板着面孔，没有一个好态度，见柯西京提出要跟毛、周通话，这话务员当即怒斥对方没有资格跟我们的主席讲话，是不会给对方接通电话的。不接通电话也就罢了，末了这话务员竟还义正辞严地批驳对方，让对方“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！我们的总理很忙，没有时间听你的胡言乱语，就是有时间，也不会听你啰嗦的”，不待对方吭声，这姑娘啪的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！

事后康生听说了之后，将这姑娘着实表扬了一番，而从不轻易发火的总理则严厉斥责了这位自作主张、不懂规矩的话务员。但表扬也好批评也罢，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木已成舟，只能另找补救的办法。

苏联总理柯西京依旧在寻找着与我沟通的渠道，特别是在1969年8月以后，中苏双方已经剑拔弩张，战争一触即发，形势已经令人窒息时，柯西京趁着去越南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的机会，在河内请与我们有着“同志加兄弟”的越南转告中方，真诚地表达了希望在回国途中同中方会晤。经老人家同意后，总理将会晤地点定在机场。

一超级大国的二号人物，会晤谈判地点被东道主刻意地安排在不伦不类的机场，这种方式是明显带有歧视羞辱的，从礼仪角度看也是不很体面的，在国际上更是少见的。莫斯科虽十分无奈，但却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坐下来谈的机会，机不可失。老大哥也只能捏着鼻子闻臭屁，同意了这种谈判方式。于是9月11日，总理同放低了身段的柯西金在机场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晤。当然这都是后话，下回再发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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